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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3年6月,困扰人们的“非典”疫情刚刚过去。随着拙著《石破天惊逗秋雨》的出版,一场没有硝烟的“战争”又在华夏大地骤然兴起。
其实所谓“战争”,纯属夸张的文学语言,不过是文化领域里的学术是非之争。由于涉及对象是一位红遍九州、蜚声海外的“文化明星”,加上他回应批评的态度和手段异乎寻常,因而使得这场论争波澜起伏、热浪滚滚,成了近年来文场书市中一派引人瞩目的景观。从6月到8月,短短两个多月内,《石破天惊逗秋雨》的大陆版就重印了五次,印数达四万五千册;在7月末8月初的香港图书展销会上,此书的台湾版共售出了一千余册。作为一本“咬文嚼字”的学术类书籍,出现这样热销的情况是相当罕见的。随着争论的逐步展开和深入,全国有近百家报刊先后作了报道和评述;东方、人民、新浪、搜狐等网站,据说有上万网友各抒己见,踊跃参加评点和讨论。其间,我跟余秋雨有过两次正面的交锋,一次是在6月下旬和7月上旬的《新民晚报》上,一次是在7月下旬和8月上旬的香港《明报》、《信报》上。据大陆和港、台众多的学者反映,只要认真读过金、余双方的论辩文章的,是非不难立即判明。余秋雨拒绝批评、坚持错误的态度,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普遍谴责。
本来,作为一个知名度很高的“文化公众人物”,理应像许多具有大家风范的学者一样,在平心静气地反思以后,作出比较明智的选择,对正确的批评意见显示一点采纳的诚意;或者也可暂不公开表态,先把自己文集中无法否认的差错在重版时改掉一些。只要出现这种迹象,作为批评者的我,就会立即撰文加以肯定、鼓励和表彰。这样,不但余秋雨有了可下的台阶,而且文化学术界也会如释重负地为他松一口气,感到宽慰和高兴。余秋雨应当相信大多数学者都是通情达理、与人为善的。过去人家揪住他不放,主要是他那一触即跳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态度造成的。古贤有云:君子之过,如日月之食,过而能改,善莫大焉。这话对余秋雨来说应该也是适用的。他只要肯主动迈出这一步,这场看似波翻浪涌的论争和辩驳,也许会很快变成和风细雨的探讨和切磋,以求同存异,纠谬正误,最终获得圆满的结局。